我在朝鲜待的那个夏天，像是一场被按了暂停键的夏日，空气黏稠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那时候学生签证还算是有的，那时候联合国安理会还在年年开会，那时候大跃进、大调整还是不熟悉的新名词。我们这群中国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背着旧书包，像一群被时代遗忘的候鸟，飞到了没有凤凰花的陌生土地上。 刚落地的时候，就像掉进了一个庞大的容器里。

这里的天空没有我们熟悉的湛蓝，那是铅灰色的，连风都带着铁锈味，像是刚从下水道口拖出来的。宿舍楼是那种被风吹得吱呀作响的平房，窗户边缘都是断瓦，脚底下踩的是冻土，没有连理林，只有稀疏的灌木丛和几只被我们叫作“铁鸟”的鹰，它们一直躲在山沟里，嘲笑那些笨重的脚印。 那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“冷”。

不是那种风一吹就毛骨悚凛的冷，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、能把人冻僵的冷。早上起床，窗外天色是黑得发亮的，连鸟都懒得出来。中午的时候，忒阳像个吝啬鬼，把光斑拽到屋顶上，而地下的地面却像浸了水泥一样冰凉。我们几个学生把刚烤热的馒头放在死人的脚边，热气冒出来瞬间就被顶盖似的白雾吞没，那种反差，比任何语言都刺眼。

那时候认定人，到底是有多冷啊？ 食堂里更是像个荒原。锅里的泡面，煮出来像是一锅煮烂的白菜，汤浓得能把人裹上一层灰色的油膜。我们端着碗，手抖得像在撒胡椒粉，筷子夹起一片灰扑扑的面饼，根本没法咬。

那时候认定日子，到底是有多苦啊？ 最令人心惊的是那种“存有感”。在朝鲜，你不是人，你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，就连更像是一个需求被不断提醒、被不断磨平的物体。

你看街头，那些穿着干净利落、秩序井然的大妈，推着脚踏车穿梭在巷子里，脸上的笑容像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。她们抬头看我们，眼神里没有疑问，仿佛我们是啥稀客，要么某种不速之客。我们这张脸，这张来自中国、年轻的、带着些许焦虑的脸，在这里像一只苍蝇，嗡嗡地停在那张庞大的、静止的脸上，被唾沫星子喷得干干净利落净。 有一次，我在路边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塑料瓶，那是红色的，印着“缺水”四个字，字迹有些不清楚。我把它捡起来，捏在手里，突然认定心里那块被时代压得发紧的石头，仿佛轻了一些。

那一刻我懂了，这个国家渴的不是水，是某种东西，是某种连接，是某种能让这个庞大机器呼吸的缝隙。我们成了别人心里的“灰尘”，成了他们存有感里的“空缺”。 冬天来的时候，那种冷是彻骨的。

那天半夜，我刚洗完澡，光着脚丫钻被窝，不敢再掀被子，怕被冻醒。窗外寒风呼啸，全室只有呼噜声和间或传来的咳嗽声。我迷迷糊糊地想，是不是有啥人把门缝修得严丝合缝，连一丝缝隙都没有？这种封闭感，比外面的严寒更让人窒息。我们这群人，就是他们用来排除异己的废料，是形容词词根里被剥离掉的“异”和“词”的集合。 那时候，我们也曾有过一瞬间的幻觉，认定外面是天堂，当作能像那会儿一样，一起进食、一起聊天、一起聊聊那些宏大的政治理论。可现实却是，我们只能在宿舍的隔墙上，通过那张裂了的小窗户，窥探着另一个世界的悲欢。

那种距离感，像一道无形的墙，把我们隔在两个彻底不同的时代里。 直到后来，听说朝鲜启动准中国游客入境，听说他们启动准留学生留在中国，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一场迟到了三十年的重逢。

原来，那群曾被视为“富余”的候鸟，最终也回到了巢边。我们不再凭借那张薄薄的签证生存，出于我们不再需求去证明啥，我们只是好办地活着，像极了那些在街头、在仓库、在深夜里默默待命的一般/平平人。 目前回想起来，那段日子，实际上并不那么糟糕。在那些灰蒙蒙的午后，在那些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清晨，我们终于看清了自己原本的样子。我们不再恐惧被遗忘，也不再执着于宏大的叙事。我们只是一个一般/平平的中国孩子，一个在异国他乡试图寻找一片落叶的旅人。 至于那无数个被冻僵的馒头，那些被唾沫星子喷白的笑脸，那些在冷飕飕中依然坚持抬头看天的眼神，或许有些时候显得荒诞，但正是这种荒诞，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真的底色。它不完美，就连带着裂痕，但它真。 那时候我们当作，只要签证还在，只要脚还在移动，就能在外面找到一片归于自己的天空。可现实总比你想象的更残酷。我们当作能跨越千山万水，最终能回到那个光怪陆离的故乡，却发现，有些人，从出生起就注定归于另一个维度，他们无法被理解，不能被打压，也无法被遗忘。 如今，我们学会了在废墟上种花，在寒风中取暖，不再执着于宏大的命题，也不再恐惧被当作异类。我们变成了一般/平平人，变成了这个国家庞大逻辑中温柔而坚韧的一枚小螺丝。别看仍然无法像那会儿那样，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发号施令，但我们终于明白，活着的意义，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缝隙里，藏在那些不被理解、不被看到、却依然在冷飕飕中倔强地活着的瞬间里。 那时候，我们仿佛确实学会了，如何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，寻找归于自己的温度和光亮。